隋唐大运河宿州段：漕船也曾千帆过 尚有古渠空自流（上）

大运河宿州段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埇桥区、灵璧县、泗县三个县区，全长140公里，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其中有5.8公里依然保持着原始历史风貌的水道，是目前隋唐大运河唯一有水的“活运河”河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4年6月22日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是宿州的母亲河，它见证了王朝的兴衰更替和岁月的沧桑轮回。

万舸东南游 千里无山刳为沟

历史上的汴河有两条，以隋唐为分界线：隋唐之前的古汴河称为“北汴河”。唐朝诗人韩愈有一首赠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所谓“汴泗交流”，说的就是北汴河与古泗水在徐州交汇。隋唐以后的汴河，隋称通济渠，唐初更名为广济渠，中期以后改称汴渠、汴水、汴河。唐朝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其一》：“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皮日休《汴河怀古》咏的是通济渠。

北汴河发源于开封附近，自开封西北蒗荡渠东流，接商丘民权甾获渠，入宁陵、商丘睢阳区、曹县南、虞城北、夏邑北、永城北、萧县北，于徐州城北汇入古泗水，沿古泗水一路往东南而下汇入淮河。北宋时期诗人陈师道《汴水新渠记》对北汴河有详细考证，并记载了当时疏浚萧县至徐州段的情况。

隋唐以后的汴河，也是人们常说的通济渠，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凿。《资治通鉴·隋纪·炀皇帝上》记载：大业元年三月，“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

通济渠动工于大业元年三月，竣工于大业元年七月，开凿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通济渠虽属新凿，是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将它们串联并拓宽而建成。台湾学者陈正祥先生《中国文化地理》认为：通济渠东段,西起河南荥阳板渚,引黄河水东行，走汴河故道至陈留（今开封县）；从陈留东南，到宋州（今商丘市）一段，长215公里，是利用了睢水河道；从谷熟（今虞城县）到临涣（今濉溪县）一段，长205公里，是利用了涣水（今浍水）河道；从临涣东南，到蕲县（今宿州市区）北一段，借用蕲水河道；虹县（今泗县）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

通过北汴河入古泗水，经泗州、楚州便可到达扬州，隋炀帝为什么还要开凿通济渠呢？考察北汴河流经区域可知，北汴河在徐州古城北汇入古泗水，古泗水继续往东南必须经过徐州两处著名的险滩：百步洪（也称徐州洪）、吕梁洪。因受两侧山地所限，古泗水至此，河道狭窄，仅可容舟，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舟行其中，樯倾楫摧，险象环生。徐州史志有“自汉唐来，粮运皆避之”的说法。《大业拾遗记》《炀帝开河记》等记载，炀帝开河为冶游，当然不会以万金之躯冒不测之险，走徐州线路去扬州。另辟河道成为必然选择，所以开凿了通济渠。

唐朝诗人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描写的则是通济渠（汴河）与古泗水汇入淮河，沿邗沟南下，于瓜州渡口注入长江。隋唐以后，北汴河与通济渠并行，通济渠是南北漕运的主渠道。

城缘漕运兴 舳舻相继赖通波

大运河是古代沟通我国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相当于现代的铁路、高速公路的功能。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认为汴河：“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皮日休《汴河怀古》评价隋炀帝开凿汴河：“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代建立后定都长安（今西安），而关中平原狭窄，土地虽然肥沃却无力解决帝都的吃饭问题，需要大运河将江南的钱粮运来支撑。唐初，每年需要从江南漕运粮食二十万石。高宗之后，长安城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每年需要从江淮运往关中的粮食达一百万石到一百二十万石，最高年份达四百万石。如果以每船运四百石为基数，在汴河上行驶的运粮官船加上其他功能的官船、民船、商船等应在一万艘到三万艘之间。

宋定都东京汴梁（开封），将漕运作为北宋立国根本。《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益于汉唐。”参知政事张洎在《论汴水疏凿之由》云：“唯汴水横亘国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北宋的漕运分为四路，惟汴河最重，汴河漕运最高年份数额达八百万石，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是五六百万石。

繁忙的汴河漕运孕育了宿州。“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使汴河漕运废弛阻塞。代宗广德初年，刘晏对漕运进行改革：疏通河道,改进运输方法，分段运输，完善了督航与护航机制；对榷盐法进行改革：废除专卖制度，实行商运、商销制，利用商人的经验和资金来搞活市场，于诸道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私盐缉查。埇桥为当时十三巡院之一。刘晏的改革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提高了漕运效率，带动了汴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埇桥由一座连接汴河南北的桥头堡演变成名副其实的商业集散地。“安史之乱”后，跋扈藩镇节度使拥兵对抗朝廷，致使汴河埇桥段漕运多次被阻断。《旧唐书·李正己附子纳传》载：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淄青平卢节度使李正己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共谋作乱，屯兵于埇桥，使汴河漕运中断。建中二年八月，李正己卒，其子李纳欲袭父位，朝廷不许，举兵进犯四周州县。十月，李正己从父兄徐州刺史李洧与彭城县令白季庚同谋，以徐州及埇口归唐。李洧归唐的举动激怒了李纳，于十一月兵围徐州，再致埇桥汴河漕运不通。唐王朝命宣武军节度使刘洽讨之，淄青兵败，李纳乃涕泣悔罪。面对此种严峻局面，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于贞元四年十一月上书德宗：“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资治通鉴·唐纪·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卷二三三)。”德宗皇帝接受李泌的建议，于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把徐州、泗州、濠州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节镇，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改为武宁军。由于淄青、淮西两军镇已背叛朝廷，武宁军右接淄青，左临淮西，被朝廷赋予监视并牵制此二镇的重要使命。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宿州正式建置，辖符离、蕲县、虹县，取古宿国为名。元和九年又析亳州之临涣县增之。鉴于符离邑与埇口的战略地位，在宿州城（埇口城）派有1400名将士驻防（《唐会要·河南道·宿州》卷七十）。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叛军占据宿州，“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欲入江湖为盗。（《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五一）”这既体现出宿州战略地位的重要，也间接佐证宿州当年物阜民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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