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离梦想那么近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是我记忆里最滚烫的夏天。土地干裂得如同渴极了的喉咙，密密的纹路张着口，毒辣辣的日头一晒，竟蒸出些若有若无的青烟来。村口那棵老榆树也蔫了精神，叶子边缘微微卷起，像奶奶摇了多年的旧蒲扇。平日里倔强的小草，此刻全软了身子，叶片拧成细细的条儿，一根根朝天竖着，仿佛在诉说什么。知了伏在枝桠间，拖长了尾音，在黏稠的热风里打着旋儿；池塘边的青蛙也不甘寂寞，呱呱地应和着，把午后聒噪得愈发烦躁。

我坐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这树有些年岁了，仍蓊蓊郁郁的，撑开老大一片阴凉。手里攥着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摇，凉风刚贴上皮肤，立刻就被热气吞没了。心里燥得慌，偏偏六年级毕业考试的卷子在这时候一页一页翻涌上来。乘法、除法、分数、小数……那些数字符号排着队在我脑子里走，最后齐刷刷停在那道附加题上——我想起自己如何划掉两种错误的解法，才在草稿纸的角落里寻出正确答案的，当时手心汗津津的，铅笔都快握不住了。现在回忆起来，连答题时用的单位、小数点后的每一位，都清清楚楚。

心里头一会儿踏实，一会儿又悬起来，像井里的水桶，上上下下没个着落。我起身收拾板凳，想着回西屋去睡个午觉。西屋的土墙被太阳晒得发白，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晒得干透了，风一吹便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我正要迈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大门口传进来，像一颗石子投进静水——“你家来信了！”

是邮递员老何。他的嗓门一向响亮，这会儿顶着毒日头赶路，更添了几分气喘吁吁的急切。我手里的板凳“咣当”一声落在地上，两条腿已经不听话地向外奔了。青砖铺的院子晒得滚烫，脚底板隔着鞋底都能觉出那股热，可我一口气跑到大门口，从老何那双粗糙的手里接过信。信是牛皮纸的，带着一路风尘的温度，我连信封上的字都没顾上看，指甲一挑便撕开了封口。

里面掉出一张薄薄的纸，印着红字。目光落在“砀山中学录取通知书”那几个字上，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秒、两秒，然后那股狂喜从心底涌上来，冲到眼眶里热热的，冲到手指尖麻麻的。我把通知书和信封攥得紧紧的，纸边儿都捏出了褶子，生怕一松手它们就会飞走似的。

老何愣愣地站在对面，汗珠从帽檐下滚下来，他也不擦，就那么咧着嘴笑，半天才挤出一句：“好！好！祝贺你！”我心里明白，按老何的风格，这消息准得像小喇叭似的，一顿饭的工夫就能传遍半个村子。他蹬上那辆绿色自行车走远了，链条哗啦啦地响，那声音听着都格外轻快。

全家人果然很快都知道了。爷爷从堂屋里出来，手里还攥着没放下的小酒盅，脸上的褶子全笑开了花，说：“快，快给你父亲去个电话，也得让你在西安的大姐知道。”父亲在公社医院工作，平日里难得回来，母亲总说等信儿来了再告诉他，省得他跟着担心。院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就连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都仿佛比刚才精神了许多。

可我忽然发现，这热闹里少了一个人。母亲。

我转身就往西屋里跑。西屋的门虚掩着，午后的光线从门缝里挤进去，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金线。推开门，看见母亲就坐在当门的那张旧木凳上，背对着光，像一尊静默的塑像。她的肩膀微微耸动着，手里攥着一块蓝布手巾，正在擦眼睛。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扑过去，把头埋在她的膝头上，声音哽咽着说：“娘，我考上了，是砀山中学。”

母亲的手落在我头上，带着微微的颤抖。那只手粗糙得很，骨节突出，掌心有常年劳作的硬茧，可落下来的分量却那么轻，那么暖，像一片秋天的叶子贴在额上。她一下一下地抚着我的头发，半晌，才说：“好！你是个好孩子！”

我抬起头看她。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可嘴角是往上翘的，那泪水顺着她眼角细细的纹路流下来，在光照里亮晶晶的。我知道这泪水是甜的，是这些年所有辛苦终于等到一个回响的、幸福的泪。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几个，院子里的鸡鸭她养，地里的庄稼她种，夜里还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手指被针扎了多少回，她从没掉过一滴泪。可今天，在一张薄薄的通知书面前，她哭了。我那时候还小，说不清那泪水里究竟盛着多少东西，只隐约觉得，母亲的希望像一颗种子，在这年夏天被浇灌了，她预感到自己的儿子今后会有出息，会成为家里的支柱，会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这个念头让我的胸膛里也长满了什么，沉甸甸的，又暖洋洋的。

那年的暑假因此变得格外短。我帮着母亲下地干活，锄草、浇水，太阳晒得脊背脱了皮，可心里是甜滋滋的。老何果然把消息传得四邻皆知，走在村里，婶子大娘们看见我就笑，说：“哟，咱村出了个中学生！”我红着脸低头快走，可脚步是轻的，像踩在云彩上。

秋天终于来了。九月头上，暑气退了些，早晚的风里夹着一丝凉意。我背着母亲新缝的蓝布行囊，里面装着被子、几件换洗衣裳，还有用旧报纸包好的文具，踏上了去砀山县城的土路。路两边的庄稼已经泛黄，高粱举着沉甸甸的穗子，玉米棒子咧开了嘴，露出一排排金黄的籽粒。我回头望了一眼渐远的村庄，母亲还站在村口那棵老榆树下，身影被秋阳拉得长长的。我冲她挥挥手，她抬起胳膊回应了一下，然后便那么站着，一动不动，直到我转过弯再也看不见了。

砀山中学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青砖灰瓦的校舍一排排整齐地立着，操场宽阔得能跑开好几辆马车，甬路两旁种着笔直的杨树，叶子已经开始落了，踩上去沙沙地响。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新的面孔，新的声音，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油墨香。我站在校门口，望着那块写着校名的木牌，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我被分在初一（三）班。教室在二楼，窗户朝西，天气好的时候能望见远处的环城河，白亮亮的一道水光。班主任是数学老师陆千里，他个子不高，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上海人，说话带着些软糯的尾音，可讲课却极有条理，像搭积木似的，一块一块往上摞，清清楚楚。他的板书尤其漂亮，白的粉笔字在黑板上写得工工整整，左边是定理，右边是例题，中间留着演算的空当，一堂课下来，黑板上俨然就是一张完整的知识地图。同学们私底下都说，陆老师的课就算走神了也不怕，只要把板书抄下来，回去琢磨琢磨准能明白。

我对数学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候被点燃的。那些数字和符号在我眼里不再是枯燥的，它们像有了生命，在纸上跳跃、组合、碰撞，最后归于一个简洁而优美的答案。陆老师偶尔会叫我上去做题，我握着粉笔站在黑板前，心里是踏实的，因为每一道题我都想得透透的。那时候我就想，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环境，只要自己肯下苦功，大学的大门一定是敞开的。我把这个念头写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底下画了一条长长的下划线，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日子本可以这样平平静静地过下去。我每天早上在晨光里背外语单词，上午听课记笔记，下午在操场上跑几圈，晚上就着煤油灯复习到深夜。可生活这东西，从来不肯老老实实地按着人的设想往前走。

法国作家莫泊桑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谁能想到，这句话竟被我短短的中学生活给验证了。

那年一场风暴，令我始料不及，吹散了我的大学梦。我背着来时的那个蓝布行囊，站在砀山中学的门口。杨树还在，叶子却蔫蔫的，操场荒了，野草疯长，校舍的窗户有的碎了，风灌进去发出呜呜的声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木牌，“砀山中学”四个字还在，只是漆皮掉了些，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

然后我转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村口的老榆树还是那棵，只是晃得更厉害了。母亲站在树下等我，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多了。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接过我手里的行囊，说：“回来就好，饭在锅里热着呢。”

那天晚上，我又坐在西屋的门槛上，看院里的老槐树。月亮升起来了，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碎银子似的光。知了还在叫，只是声音不如去年那么响亮了，像是也累了一年。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录取通知书，纸已经皱了，边角磨得发毛，可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的。

我把它叠好，夹进那本数学题集里，然后把两样东西一起放进了木箱的最底层。

那年我十二岁。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生活还会把我推到什么地方去。可我记得母亲的那些泪，记得陆老师黑板上的每一道公式，记得通知书上红红的印章，记得那个热得冒烟的夏天里，我是怎样攥着一封信，从槐树底下跑向西屋门口的。

那些记忆像一颗颗种子，埋在我心里最软的土里，等着哪一年春天，再悄悄地发芽。

■　李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