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江散文的诗性叙事

现当代散文的根系深植于两种文化土壤：以鲁迅《朝花夕拾》、沈从文《湘行散记》为典范的乡土抒情传统；以张爱玲《流言》、王安忆《长恨歌》为表征的都市经验书写。宿州作家李晓江的散文，一面镌刻着中原大地的农耕记忆，另一面映照着现代都市的浮光掠影。在乡土与都市的褶皱间，这种“双重视域”的叙事策略，延续了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凝视，也暗合文化散文中的历史忧思。李晓江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般的细腻笔触，将乡土经验与都市体验熔铸为一种“诗性社会学”的文本实践。

李晓江的散文《棉事》，以一种乡土叙事的抒情考古姿态营造农耕诗学的复调结构。《棉事》的叙事肌理呈现出三重复调：其一为“节气时序的自然叙事”，从谷雨前夕的“土膏脉动”到棉花爆朵的“纯洁柔媚”，文本严格遵循农事节律展开，暗合《诗经·豳风·七月》的古典时间意识；其二为“集体记忆的社会叙事”，通过“大喇叭里《卷席筒》和拉魂腔”与“营养钵的咔嚓声”的声景并置，隐喻传统农耕伦理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碰撞；其三为“生命诗学的隐喻叙事”，如蝼蛄“饱喝露水后活泛的身子”与燕子“恋爱、成婚、生子”的并置，将棉田生态升华为生命繁衍的永恒寓言。

这种三重叙事叠合的结构，令人联想到贾平凹《秦腔》中的乡土挽歌，但李晓江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祛魅化”的抒情姿态。“棉花在秋天里流浪，我的棉花是霜期的邮票”，棉花已成为全球化市场链条中的商品符码。这一细节暴露出李晓江对乡土叙事的清醒认知：他既以诗性语言重构农耕文明的审美价值，又以冷峻目光解构其经济基础的脆弱性。

在《棉事》中，农人对待棉花的复杂态度构成一组精妙的劳动伦理辩证法：“活累了点，也麻烦，不累不麻烦哪来钱花”。这种对劳动价值的朴素认知，李晓江将劳动还原为一种生存的本体论——棉花的种植既是经济理性的选择，又是文化惯性的延续。当“收购站都不想要队长家的棉花”时，文本悄然揭示出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劳动伦理的失效；而当全村“接受新式科学”打营养钵时，又暗示着市场经济对传统农耕经验的规训。

这种对劳动伦理的辩证书写，恰与汪晖所言“反市场的市场逻辑”形成互文。李晓江的散文在此显现出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锋芒：他将棉田视为观察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微型剧场，通过棉农的生存策略，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乡土社会的结构性困境。

散文《上海的碎碎念》阐释了都市书写的文化症候，体现着空间的诗学与权力拓扑。李晓江对上海的观察始于空间的悖论性：“外滩的海水在翻卷着浪花”与“弄堂的毛细血管”构成都市空间的双重性——前者是全球化资本流动的象征，后者是地方性文化记忆的容器。这种空间书写延续了李晓江的独特视角：他将上海视为“推陈”与“出新”的权力角斗场。

当“大宁中心广场的异域风情”与“南京1912的民国旧梦”形成对照时，文本揭示出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上海以“金元堆砌的新大厦”宣告与历史记忆的决裂，而南京则通过对工业废墟的文创改造完成怀旧消费的符号生产。李晓江在此扮演了冷静的文化批评者角色，其文字暗含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在地化阐释。

《乡党邓伟志》一文，彰显着宿州作家现代性浪潮中的文化根系。在“邓伟志”这一人物中，李晓江构建了“乡党”这一文化中介符号。“读书人邓伟志”的名片宣言，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自省，更是对上海“浮华色相”的文化抵抗。李晓江试图在都市现代性叙事中植入乡土文化的基因图谱。这种尝试与贾樟柯电影中“县城青年”的都市漂流形成互文，但李晓江的深刻性在于：他将“乡党”视为文化融合的活性细胞，而非简单的怀旧符号。

李晓江散文多元杂糅的叙事策略，恰恰映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困境与生机：当“大散文”的宏大叙事遭遇后现代碎片化经验时，李晓江以微观史学的笔法、跨文体的实验及对社会症候的敏锐诊断，为抒情传统开辟了新的可能，这奠定了抒情传统的当代转型与李晓江的文学史坐标。他的写作实践证明：散文不仅是“载道”或“言志”的载体，更可以成为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棱镜——在乡土与都市、记忆与现实、抒情与批判的张力中，李晓江的散文最终完成了对当代中国人精神地貌的诗意测绘。

■ 贾赛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