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运时

春运又开始了。无数人，拥向火车站，挤上高铁、动车、临客，奔向家乡，奔向春节。

上海的几个火车站，也开始热闹起来，地铁上带着行李赶火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从外观看，有的是白领，有的是蓝领，当然也有农民工、小老板，也有放了假的大学生。他们的行李基本都一样：一个双肩包，一个拉杆箱，行动轻松自如。现在物流发达，许多东西都发快递了。

不由就想起之前，每年春节前后，自己混在春运大潮里的那些往事。插队时，春节前总要回上海的。农村也正好是农闲，没事干。回家的准备工作是老早就开始了，主要是买土产。要实惠，便宜，上海家人喜欢，便于携带。花生，麻油，黄豆等是首选。活物如鸡鸭等不好带，花生黄豆装旅行袋，麻油灌盐水瓶。

知青回上海一般都是集体行动，选定日子，请生产队帮忙，大清早派个老乡用板车把行李拉到公社所在地，15里路。8点左右有长途汽车过来，每人车票6角5分，挤上去，到宿县。宿县汽车站离火车站不远，把行李弄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能买到的总是晩上的车次，路过的快车，到上海，11元1角。然后就在候车室等，饿了就去外面买个大饼来啃。

时间一到，检票，人人奋勇向前。当年都是绿皮车，车一进站，就各显神通，行李少的挤上去不太难，那些五六个七八个旅行包的，都是有人来送的，先有一人冲进车厢，拉开车窗，行李就从窗口进去了，否则根本上不去。

两三分钟，小车站只能停这点时间，但人和行李居然都很快消失在车厢里了。进车厢，座位肯定是没有的，首先给行李找地方。行李架上早满了，往座位下塞，往两节车厢接头处堆，也往茶炉子边上挤，不断有人大声核对行李件数：一共6个包，都在吗？都在都在，没少！

车一动，心就定下来了，似乎上海就在眼前了。一站一站地熬，过小站，上下人稀稀拉拉，过大站，如蚌埠、南京，就去看有没有空位，有就赶紧抢下来，再一点一点把行李挪过去。车行一夜，天亮到上海，看看窗外过了西站，过了南翔，又过了共和新路旱桥，老北站就在眼前了，于是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动起来了，把行李从架子上取下来，从椅子下拖出来。

插队当农民的好处是自由，一个春节可以过两三个月，到天暖和了才回生产队。于是又聚齐去买车票。总是买那班上海到哈尔滨三棵树的直快，时间合适，夜里11点发车，早上到宿县，再换长途汽车，中午到公社，又是15里路，走回生产队，几乎是傍晚了。

当然也带东西回去，像零食、酱菜、卷面、肥皂等乡下买不到的东西。还替老乡带海虎绒领子（缝在棉衣上），三块瓦的帽子，打火机的电石。也带几包阿尔巴尼亚香烟，卖相很好，但便宜，招待老乡。

若干年过去，知青要么招工，要么返回上海，但春运依然热闹，只不过带的东西不一样了。80年代，市场放开，花生麻油黄豆鸡鸭不稀奇了，但过年总要带点年货回去的。于是自己动手，买来猪肉牛肉，做咸肉酱肉，买来鸡鸭鹅，做风鸡咸鸭咸鹅，价格比上海便宜一大截，弄到上海，都是上好的年货。

到9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的大潮兴起了，于是春运的主角变成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巧的是我们从皖北回上海，恰好与民工潮是逆向而行。农民工从上海、昆山、苏州等地涌出，登上北行的列车返乡，他们出行的标配是蛇皮袋，装被子衣服，还有空的涂料桶，装杂物。绿皮车厢满满的人，加上体积庞大的蛇皮袋，想去厕所都困难。

我们回上海是由北向南，车上人就少。后来我们专选小年夜这天，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上午上车就有座位。车过南京，一车厢就二三十人。有一次过了镇江，我们车厢就4个人。那些列车员都是从铁路局各个机关抽来支援春运的，他们说，从北往南舒服，等到了上海再折返回来，那真是苦透苦透，地都没办法扫。我们从车窗里看到交会的北行列车，塞得满满当当。

我退休后回上海定居了，再无需去凑春运的热闹。以后，慢慢地，就有了动车，有了高铁，春运就变得像现在那样，双肩包，拉杆箱。原来从皖北到上海，八九个小时，现在，高铁两三个小时。当然车还是拥挤的，不拥挤，这春节就冷落了。

农民工现在也乘高铁、动车，当然，临客绿皮车的生意更好，因为票价便宜，省点钞票给老家父母孩子买点吃的穿的不是更实惠？不扛蛇皮袋了，不拎涂料桶了，也是出门的标配：双肩包，拉杆箱。

再过几天，外来务工者差不多都回去了，上海的马路上又会是空空荡荡的。菜场里多数摊位歇摊了，小商店关门了，大饼油条生煎小笼包买不到了，小区里老头老太因为保姆请假麻烦太多了……

一二十天后，返沪高峰会来。一天几十万人，从新客站、虹桥站、南站西站，喷涌而出，走向各自的目的地，重复原先的生活。该做大饼的做大饼，该卖菜的卖菜，该开店的开店……似乎一切都没改变，他们却有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满足。等待一年过去，下一个春运，他们依然会奋勇向前，挤上高铁、动车、临客，回乡，过年，再回来……

王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