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理

从县城出发，沿着一条省道北行60华里，便来到了一个小镇。这是平原上常见的小集镇，很小，没什么绿化，到处光秃秃的。小镇旳主街不长，两边分布着镇政府、邮局、供销社等单位，不远处还有两个猪肉架子没精打采地站在街的中心。因为有两条公路在这里交会，再加上是镇政府驻地，于是就有了几分繁华。房子大都建在公路两边，集中在去往我家乡的方向。出了小镇，就看见一条南北向的小河，过了河，便到了我的家乡。

在广袤的淮北平原，大大小小的村庄星罗棋布，我的家乡并无多少特别之处。但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它的地理位置。一般来讲，淮北平原人口稠密，村连村，庄连庄，村庄之间挨得很近，有不少村庄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界线和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我的家乡却独享方圆一二十里的辽阔空间，村庄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条河流，河水清澈，河堤上长满了洋槐树，远远望去，犹如一方暗绿色的城墙，环抱着村庄。西边是一条大河，却没有桥，因此很少有外来的车辆和行人，颇有“遗世独立”的风范。在这个喧嚣的世界，确实是难得的一块净土。

我的祖居位于村庄的中心，因此 我从小就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村庄的这些地名：东头、圩里、西头、汪南、西北拐，以及大队和学校等等，我的人生轨迹便是从这些地方次第展开的。

我家离“东头”最近，伯父家住在东头最东边，那时我的祖父和祖母都还健在，两家往来紧密，因此，东头是我最常去的地方。从我家往东，经过一二十户人家门口，在至少十几条狗的注视下，来到了一个下坡，这个坡很长，下坡后，路边有几个小的汪塘，汪塘里长满了芦苇，晚上从这里路过，凉飕飕、阴森森的。路，一直是坎坷不平的，尤其是接近我伯父家的那一段，大约有百十米长，永远都有两道几十公分深的车辙。这车辙生命力极强，从我记事起，它就顽强地平躺在路的中央，不知绊倒过多少路人，直到前几年村里修了水泥路，它才彻底消失。再往前小心翼翼地走几步，就到伯父家了。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祖父祖母住在过道东边的一个房间。走进大门，迎接我的是慈祥的祖母，往里走，只见祖父坐在八仙桌前悠闲地喝着茶，微笑地看着我。在伯父家的大门前，我们一大家子照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那是1978年夏天，午后，刚下过雨，伯父的朋友，一个上海人，刚好路过这里，他有一台在那时十分罕见的照相机，他很热心地要给我们照相，于是伯父便召集我们簇拥在祖父祖母的身边，在大门口的泡桐树下，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40多年过去了，每次看到这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照相时那欢乐而拘谨的气氛和雨后空气里弥漫着的泥土味道。

“ 圩里”这个地方，我去的很少，但从我父亲口中听到的最多。原因是我父亲的几个好友都在圩里住，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据说以前我们这个村子还有一个名字叫“沙罗圩”，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大清皇帝手头没有军队来保护它的子民，便号召乡民们自保，于是各地都组建“乡勇”，并修筑工事，各个村庄就在村子周围挖了许多壕沟，挖出来的土筑成城墙，这便是圩子，是最古老的一种防御工事。我家西边不远处就有一道圩子，圩河沟很宽很深，一年中大半年是干涸的。放学后，这里是我们一群少年聚会的地方，在沟底玩耍，安全隐密，不受大人干扰，颇能满足一个农村少年强烈的冒险欲望和天真的英雄情结。再往西二三百米还有一道圩子，过了这道圩子，才算到了圩里。圩里的房子也大都是草房子，布局稍显拥挤。村里的其他地方，房子都是大门朝南，且排行整齐，这里却有所不同。路北的房子大门朝南，路南的房子大门朝北，还有不少大门朝东朝西的院子，这大概是因为圩里地方不大，当初想尽量多容纳些人口的缘故，还保留一点军事堡垒的残韵。有一件事我还有点印象，我的一个老师，也是我的本家大哥住在这里。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到他家里帮他干过农活。那是深秋的傍晚，血红的太阳已经滑到村西大树的枝丫里了。老师家的白芋干还在地里晾晒，他家孩子小，人手不够，这活本来也不重，便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去帮他捡拾。因为给老师家干活，大家都非常积极，小脸上都是汗水。就我而言，比干自家活儿勤快多了，老师也不时地对我们提出表扬。除此之外，在圩河沟边一片空地上还看过两场戏。一场是我们村文工团演出的，戏的名字早就忘记了，只记得舞台很小，两盏汽灯很亮，人声嘈杂，根本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但是舞台上丑角的猥琐和旦角的美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场戏，是我们村东边一所中学剧团来演出的，戏名我还记得，《园丁之歌》。从头到尾，演员们都很严肃呆板，感觉不到哪里是高潮。

“西头”，我参加工作以后才陪父亲去过几次，都是去参加红白喜事宴席。所谓“西头”，大约指的是“圩里”以西的地方。出了圩里往西，也有一个下坡，路边的房屋也和东头差不多，大都是草房子，也有十几条狗蹲在家门口向你行注目礼。据说这个地方大年三十的饺子吃法有点特别。我们那一带都是清汤饺子，唯有这里几十户人家是面汤饺子，也就是水烧开以后，放点面粉下锅，然后再下饺子。人常说“五里一规矩，十里不同俗”，我们这个村，东西不过二里路，便也“不同俗”了。

“西北拐”，离我家最远，但给我留下的回忆很多。这里偏居一隅，树木茂密，房屋紧凑，整齐划一，走过去还要经过一座石拱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初次来到这里，感觉像是来到另外一个村庄。当然，和“东头”“西头”这些地方相比，“西北拐”实际上并无特别之处，但我小时候确实感觉此地与众不同，大概是缘于这里居住着在城里做官的一个远房的伯父。这个伯父和我父亲私交很好，我去过他家几次。他是个文化人，喜欢研究易经，他家偏房的东南角有一座两层高的土碉楼，当时是全村的最高建筑。我上去过一次，里面空空荡荡，阴暗潮湿，窗户也很小，看不到什么风景。虽然有点失望，但却满足了一个少年强烈的好奇心。我几个要好的小学同学也住在这一带，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在学校里，他们给我不少帮助和照顾，好多年后我才体会到他们的纯真和善良，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

“汪南”是指大汪以南，这个大汪位于村庄南部，东西大约有500米，平均宽度大约五十米，水清而碧，大半个村庄的妇女都来这里洗衣服、洗菜、淘粮食。一到夏天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户外游泳池。汪南从东到西只有一排房屋，紧靠着汪的南岸。我们生产队也在汪南，我平生认识的第一个汉字大概就是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拿着粉笔，在仓库的南墙上用力写下了一行毛主席语录，然后不厌其烦地教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孩童左一遍右一遍地反复朗读。

村小学也坐落于汪南生产队打麦场的旁边，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是在这里读的书。刚上学时，我年纪太小，加上突然决定上学，家里没有准备，入学时连书包也没有，第一天就把课本弄丢了，心中十分畏惧。但最让我畏惧的还不是上学，而是在去学校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只大鹅。那只大白鹅，一见到我，就很不友好地张开翅膀，脖子伸得老长，引吭大叫，威吓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我的祖母扭着一双小脚，握着一根树枝，把我送到学校。四年级时，学校迁到位于村庄北边的新址，但是新学校还不如原来的学校条件好，我小学毕业时，学校的围墙还没拉起来。我们的教室门前有一个大大的坟头，上面长满了荒草，坟头南边便是生产队的农田。社员们一年到头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忙活，他们的笑骂声不时地传进教室，引得不少同学转过头去看热闹。教室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麦草垛，长长的那种，像个大面包。一个冬日的午后，我到校很早，校园里空无一人，我无聊地转到教室后面，看到一对青年男女蹲在麦草垛边看书，我看见那本书叫《第二次握手》。这是一部小说，当时很有名气，广播里也天天播讲，后来又拍成了电影。许多年以后，我在扬州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和那两人手上拿着的一模一样的《第二次握手》，淡蓝色的封面上，丁洁琼优雅的背影，幽怨的神情，右上角一架腾空而起的飞机，让我瞬间回到了小学四年级那个冬日的午后，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还有一个地方特别让我难以忘记，那就是大队。所谓“大队”，就是大队部，我们那里习惯上简称“大队”，位于村庄北部一条东西大道的中间位置。一个大院子，前后两排草房子，破破烂烂的，但却是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沿路的那排房子从东到西依次是布店、烟洒店和村医院，后面是大队办公室。另外，还有一间大房子，里面放着一台“东方红”牌大型拖拉机，是我小时候见到过的最庞大的机器。大门口竖着一个大喇叭，一天到晚播放豫剧《朝阳沟》，那段银环和拴宝的对唱“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们这些小孩经常模仿，但我觉得最好听的还是银环下山那一段，银环唱“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走，又难舍又难忘的朝阳沟”，接着女声合唱“朝阳沟，朝阳沟，朝阳沟今年又是个大丰收”，唱词朴实、唱腔优美，真让人热血奔涌。门前的大路是全村的露天电影院，从《红灯记》《海港》《侦察兵》《地雷战》到《小花》《城南旧事》，我16岁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之前，大多数电影都是在这里看的，电影对我的启蒙丝毫不亚于书本。电影放映前，我们喜欢在放映机“对光”的时候借着那一束强光举起小手在银幕上做出各种手势，这也许就是早期的“手影”艺术，我们也有可能就是较早的一批“手影表演艺术家”。大队书记也总是借着这个机会讲几句，或安排一下工作，或表扬一些好人好事。但那时我们一心想看电影，只盼着书记快快讲完。

村庄的外围全部是农田，一望无际，间杂着连片的芦苇。这也有着充满地域特色的地理划分：东湖、南湖、西湖、北湖以及东南湖、西南湖、西北湖、东北湖，因此下地干活叫“下湖”。这源自于这一带经常闹水灾，我们这里属淮河流域。自从黄河夺淮入海，淮河便失去了自己的入海口，雨季时，河水泛滥，支流的水没处去，造成了内涝，大片的农田泡在水里，形成“湖”。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兴修水利，水患得以消除，“湖”消失了，但这一叫法却保留了下来。但也正因为是“湖地”，长期在水中浸泡，土壤因而细腻肥沃，粮食产量高，百姓生活富足，民风淳朴。

这村庄四周的“湖”，我都很熟悉。除了因参加劳动而熟悉的有限几个地块之外，对村庄周边地形环境的了解，主要是在我初中一年级学会骑自行车的那个暑假。那一段时间，每天天不亮，我就疯狂地“驱使”着父亲好不容易托人买来的“永久”牌自行车，走遍东南西北湖的所有大小道路、边角旮旯。我使劲地蹬着自行车，穿行在青青的玉米地和芦苇荡里，迎来了朝霞，送走了夕阳，不分昼夜，丝毫感觉不到疲惫和害怕。我陶醉在这骑行的自由和快乐中，在没人的地方，我大声地唱着当时流行的港台歌曲，不停地揿着车铃，清脆的铃声惊起了前方的一群斑鸠。那应该是我平生最早的“自驾游”，即便现在让我驾车游览全世界，心情也未必有当年那么热烈和冲动。

最近这十来年，村庄向四周扩展了不少，房子也基本上焕然一新。但是村庄总体框架没有变化，这些地名依然鲜活地存在着，继续亲切地召唤着我们。不论离开多久，我都能毫不费劲地找到我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圩里、汪南、大队、学校、西北拐……家乡的地理，就是我们生命的肌理、亲情的密码和心灵的坐标，它简单而厚重，朴素而珍贵，如同我们的乳名，满载着故土的温情。东头、西头、南湖、北湖，每当想到这些地方，我都会心头一热，有一个愿望总是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那就是：回家！

晏金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