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邓伟志

邓伟志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是七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的经历与政协工作密不可分。

邓伟志出生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萧县，是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饱经战乱。邓伟志的父亲1926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又到武昌农讲所学习。年幼的邓伟志当过儿童团员、儿童团长。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家属，9岁的邓伟志生命受到威胁，后在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帮助下，逃过一劫。

因此，邓伟志曾对我们说，是党的统一战线法宝让他免遭一死。

1960年邓伟志大学毕业后，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前辈们都教育邓伟志多读书，多调研，多练笔。其后这“三多”便深深刻在邓伟志的脑海里，成了他的座右铭。

62年来，邓伟志“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手不释卷。在困难时期，他从筷子底省出钱来买书。他到好多大学图书馆借过书，向亲朋借过书。孤本、善本不可出馆，他就在南京路上海图书馆吃住了一个多月读孤本、善本。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还卖过书。他到福州路新华书店、徐家汇书店、淮海路思南路书店以及淮海路华亭路书店卖书。他认为通过卖书更容易了解读者的阅读喜好。他每次出国讲学，都要去当地的图书馆。他前前后后去了几十个外国的图书馆。

62年来，邓伟志牢记导师“要沉到底调查”的教导，喜欢往下面跑。他与因为缺水一年只洗三四次脸的农民交谈过；他向1953年以前男女老少没有吃过一粒米、没有穿过一件衣的云南苦聪人请教过。他到过上海各个系统的120多家工厂里边劳动边调查。他出国讲学，也喜欢抽时间与外国工人农民聊天。我读博时，他对我们说：“老百姓嘴里没套话，‘笑声、哭声、叫喊声，我声声入耳’，倾听人民之声是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泥土是生产社会学理论的沃土。文章要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62年来，他笔不离手，出版了30多本著作（含合著），写了一两千万字，出版了25卷本《邓伟志全集》。他却谦虚地说：“我崇敬、信奉李大钊的‘妙手著文章’，但是我没有本事完全做到，我是秃笔写文章。”他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新意，不要拾人牙慧，要破墙而出，有新意。他说，孔子讲：“朝闻道，夕死足矣！”别人的批评，也是“‘闻道’的一条渠道”。因此，他对别人的批评，不但不反感，反而以批评者为友、为师。比如龚育之先生曾写文章批评过邓伟志，后来他俩成了挚友。邓伟志生病，龚育之夫妇还去医院看望他。他坚信毛主席的教导：“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他常讲，笔墨官司是多彩多姿。理论界的论战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他坚信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坚信商榷是为真理奋斗之必须，是匍匐前进不可须臾缺少的要诀。他对我们说：“朝得道，不到夕就死，午死亦足矣。”

进入第八届全国政协时， 领导的三句教诲，他铭记于心：尽职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他默默为自己立下了两条规矩：进言不胡言，参政不执政。

政协每次开会前，他都准备好几个提案，写好三四篇书面发言，20年合计六七十篇。其中有不少引起记者注意。新华社记者、中央台以及海外记者都来采访他。每年总要发他三五篇消息，有的报纸还把他的发言发在了头版。作为社会学家，邓伟志既调查过贵州的布依族，也访问过我国宝岛台湾的布农族，邓伟志向布农族兄弟姐妹讲了海峡两岸两个民族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促成布农人来贵州亲切交流。

他说，提案、发言、答记者问，是传道。传道是尽责，是政协委员应尽之义务。

如今邓伟志年已八十有四。他说他牢记一位劳模的话：“小车不倒只管推。”继续对科学不断求证，继续对真理不懈追寻，为闻道、得道、传道奋斗到最后一息。

□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