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宿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1940年1月,张爱萍在宿东石相村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司令部,将宿州地方武装统一整编;2月,国民党盛子瑾等势力因内部派系矛盾及张爱萍部对顽固派的打击,逐渐撤离皖东北;3月,皖东北第一次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仍沿用安徽省第六行署督察专员公署的名称);4月,中共苏皖区委在泗县张塘召开地县领导干部联席会议,部署发动群众、改造基层政权、组建抗日民众团体等工作。此时,我党我军开始独立自主地建设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4月28日,皖东半塔集保卫战(抗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结束后不久,刘少奇便带领中原局机关北渡淮河,到达泗县罗岗村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驻地。他不顾旅途劳顿,当夜便召集各部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研究问题。屋里的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少奇同志的烟抽了一支又一支,直到深夜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对每项工作、每个问题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他谦和务实地说:“这是我的意见,情况你们比我清楚,请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这种作风迅速将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凝聚起来。
刘少奇的到来很快被日军侦知。中原局机关和电台随刘少奇迁至罗岗后,频繁的电讯暴露了目标。5月1日,驻泗县、五河日伪军纠集2000余兵力对皖东北中心区展开“扫荡”。刘少奇沉着应对,指示张爱萍布置四总队展开反击。次日,张爱萍率部保卫刘少奇北渡濉河,计划移驻泗县东北新行圩子,却遭国民党江苏省第七区专员王光夏(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率部抢占新行圩子、朱湖等地。张爱萍再次组织四总队反击,经参战官兵一夜艰苦奋战,夺回了新行圩子、朱湖等20多个村庄。 刘少奇带领中原局机关和四总队进驻新行圩子。张爱萍指挥部队艰苦战斗13天,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
5月7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韩德勤部配合敌人向皖东北张爱萍、黄春圃(江华)部猛攻,请令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派一个团星夜赶到泗县增援。10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该支队分路南下,以一路速向皖东北泗县前进,夹击韩德勤部并受胡服(刘少奇)指挥。5月下旬,韩德勤又调集11个团的兵力进犯皖东北。刘少奇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亲自作战前总动员,并指令张爱萍统一指挥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安河反击战。此战全歼韩德勤部两个多团,韩德勤率部逃回运河以东。
刘少奇对反“扫荡”和反摩擦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他一直强调: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日军的“扫荡”必须予以坚决回击,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必须有理有据予以反击。他告诉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在刘少奇的坚强领导下,皖东北军民顶住了日伪顽的联合压力,取得了反“扫荡”反摩擦的初步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
在复杂的军事斗争间隙,刘少奇对皖东北根据地建设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于5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并朱德、彭德怀、项英、彭雪枫:张爱萍部现共有7200人,除彭雪枫之第一团外,编为第四总队之第十一、第十二两个团。部队枪支齐全。部队全由盛子瑾部改编而来,情绪尚活跃。干部绝大部分是新的,求进步,但没有部队工作和作战经验。皖东北的专员、县长、区乡长已改造,但工作能力甚弱,在群众中尚无基础。近来粮食、经费极困难。敌人及顽固分子利用上述情况加紧向我进攻,并阴谋破坏。敌人近来“扫荡”泗县根据地,津浦铁路已成不能通过的封锁线。此间与彭雪枫处的交通已断绝。韩德勤企图占领皖东北,以割断八路军和新四军之联络。
5月下旬,刘少奇在朱湖(今属泗洪县)主持召开皖东北党政军干部会议,并作了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就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统战工作、军事斗争、军政关系、群众工作、兄弟部队间的协同配合等方面阐述了党中央的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详细论述了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具体形式、条件,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提出必须建立坚强的、广大的、有统一指挥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参加人民自卫军及政权建设。他还提出要实行各种有力的经济和文化政策,组织民众,教育民众。他认为,敌后根据地要大力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他把“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干部培训”称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六大宝”。这篇报告不仅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的具体运用和发挥,是党的敌后根据地建设理论的重要文献。
6月12日,刘少奇从皖东北回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半塔集大田郢。
在皖东北期间,刘少奇始终与军民同甘共苦。他常工作学习至深夜,《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等重要文献便诞生于此。生活上,他坚持与战士同吃“大锅饭”。当得知部队因粮荒和敌情每天只能吃两顿杂粮稀饭,而自己因胃病被特殊照顾时,他立即严令将中原局节省的米面全部送往前线:“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我们在后方,饿一点没有关系。”此后直至麦收,他都与战士一样每日两顿稀饭。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行军时常将坐骑让给伤病员或用于驮运物资;胡桥战斗后,他语重心长地叮嘱胡炳云要珍惜革命骨干;得知张爱萍侦察时负伤,他坚持亲自查看伤口并叫来医生,提醒其注意安全。他心系群众,指示机关干部帮百姓割麦,切实减轻群众负担,甚至动员节约粮食救济断炊人家。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皖东北地区迅速扭转危局,站稳了脚跟,不仅粉碎了日伪顽的联合夹击,还在思想、组织、政权、军事等各方面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1940年秋黄克诚率八路军东进淮海,以及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渡江北进创建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刘少奇离开这片土地时,留下的不仅是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更有一套在敌后险境中“破危局、开新局”的斗争方略——以独立自主的胆略冲破教条束缚,以人民至上的情怀凝聚万千力量,以“打仗与建设两不误”的智慧统筹军政全局。他在此展现出的远见卓识、斗争艺术与为民情怀,化作这片热土永恒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代后来者,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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