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海波

    我过了50多个元宵节，绝大多数都已模糊不清，唯对两个元宵节记忆犹新。

    第一个刻骨铭心的元宵节是我9岁那年。年初二，我去姥姥家给姥姥拜年，姥姥家条件好，拜过年之后，我就在姥姥家不走了，一直住到正月十五，因为十六就开学了。十五那天，姥姥给我准备了白面馒头、炸丸子、焦叶子等，让我用笆斗盛着挎回家。

    其实姥姥家离我家只有8华里，可就是这8华里，我却走得极其艰难。

    我的少年时代的生活，冬季可以用“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来概括。那时根本没有棉鞋，脚穿的是用芦樱编的毛窝子。毛窝子虽能挡住一些寒气，但身上单薄，寒气还是无情地袭来，几乎每个冬天我的脚都会冻烂。9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6度。在姥姥家，经过近半个月的调理，冻烂的脚后跟结了痂。可是一走路，问题就来了。

    毛窝子的后帮比较硬，且没有松紧性，脚上还没穿袜子，一走路就直戳脚后跟，可怜没走上一里地，脚后跟的痂就磨掉了。这时毛窝子的帮就直接磨红红的鲜肉，每走一步都刀割一样疼。脱掉毛窝子赤脚走路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地上全是雪和冰。我只有咬着牙，噙着泪，挎着笆斗，一瘸一拐往前挪。8华里的路，一般情况下，大人一小时就走完了，我平时也最多用两个小时。可那天，我吃过中午饭就走了，一直到天黑透才到村口。看到村里亮着的灯光，我放声大哭，边哭边喊娘。娘听到我的哭喊，慌忙跑到庄外，把我背回家。到家后，我就一下子瘫倒在床上，脚疼痛难忍，看花灯放烟花的心情荡然无存。可以说，这是我童年过得最暗淡的一个元宵节。

    还有另一个元宵节，是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那时我还在农村，家里地多人少，又没实现机械化，劳作之苦不可言状。我家是外来户，势单力薄，又常受欺负，真有暗无天日的感觉。元宵节到了，我同爱人说，听说城里元宵节可热闹了，咱去散散心吧！我们是下午进的城，吃过晚饭，我们带着孩子，提着花灯上街。

    是夜，皓月高悬，彩灯万盏。灯有方的、有圆的、有大的、有小的、有手提的，还有手牵着走的，多种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有闹笑话的大人对小孩说，你看看你的花灯底下有个毛毛虫。孩子不明就里，歪倒灯去看，灯就给烧着了，引起众人的欢笑。也有不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趁着灯会约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大街上还有不少单位搞灯展、放烟花，引起更多人的围观。也有恶作剧的，把一个叫地老鼠的烟花点着，往地上一放，这“老鼠”就直往人群里钻。不少人惊恐，但更多的是刺激。看到这灯的海洋、兴奋的人群和热闹的场面，我们一家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新奇又羡慕不已。想到在农村的寒冷和屈辱，真觉得在城里太幸福了。我对爱人说，现在能在城里有一间小屋趴着，就是打扫厕所也心甘。

    现在我们全家不仅进城了，还住上了宽敞的房子，生活无忧。即使这样，有时候我还暗暗跟人比这比那，心理失衡。爱人就给我上课，想想若干年前，你知足吧！

    是啊，我的确该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