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出自《周易·系辞上》的第五章，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一阴一阳叫做道。”这是先秦各典籍中，对“道”这一中国哲学概念阐释得最简明精当的一句话。当然，中国哲学范畴中的“道”，并非一阴一阳这么简单，但毫无疑问，“阴阳”的观念是“道”这一概念中最根本和基础的内容，“道”可能有无数的内容、方面和指向，但却不可能没有阴阳的内容、方面和指向，不可能没有无所不在的阴与阳，以及阴与阳的相生、互转。

“系辞”是《周易》“易传”的一部分，当代学界大致认为，“易传”的文字，基本是在战国中后期成文的，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阴阳这一极富创意且抽象无端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扎下了根，用什么方法都不再能抹得去了。

阴阳是什么呢？阴阳是天地万物，阴阳是一切。这是从宏观泛论的角度看阴阳的。世间所有抽象的概念都有泛论的可能，例如大小，所有的事物都可能相对大，所有的事物也都可能相对小；例如高低，所有事物都可能相对高，所有事物也都可能相对低。这种泛论的观念并非油滑或游戏，它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没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我们就只能一根筋地去看待世界，而非变化地、相对地去认识世界，我们就只能在万事万物面前频频碰壁。

阴阳是天地万物，阴阳是所有一切，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蕴含着阴与阳这矛盾统一的二元因素。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段话来自《老子》第四十二章，意思是说：道混沌唯一，这个混沌唯一体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交融又产生和谐之气，阴阳和三气产生万物；万物背阴而拥阳，交互冲荡而产生和谐之气。在老子看来，无一例外，所有的事物都必定会负阴抱阳，只有如此，所有的事物才都能产生和谐之气，才能进而产生此一事物，如果有哪一事物不负阴而抱阳，那这一事物的产生都是成问题的。

自然，在老子看来，仅有阴阳的概念还是片面的，阴阳相生相克、相依互转才是事物的大全，才是事物的全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段话来自《老子》第二章，意思是：有和无相互依存，难和易相互成全，长和短相互对照，高和下相互依靠，音和声相互和谐，前和后相互接随。老子说的话固然不那么易懂，但他对万物互转的总结和归纳，则令人过目难忘。

庄子对老子一脉相承，但又与老子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阴阳和有无是老子的研究对象，阴阳和有无却已经是庄子的生活方式了；《老子》多少还关注着人世，《庄子》径直就要游心于天地了。《庄子·在宥》里有这么一段故事讲得好：黄帝做了十九年天子，政令通行天下，他听说广成子住在崆峒山，特意去拜见他，说：“我听说先生已经到达最高的道境，冒昧地向您请教至道的精要。我打算得到天地的精华，用来助推五谷的生产，以便养育民众；我又打算掌握阴阳的规律，让万物更好地生长，为此我该怎么做？”

黄帝没想到并非人人都想着人世间的事情，因此他必然就在庄子虚构的代理人广成子那里碰了个钉子。广成子只是淡淡地叹了口气，“你所要问的只是事物外在的表面，你所要求的只是大道的毫末，这些都不是真道的精髓所在……”

黄帝倒也谦恭、坚持、有追求。“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翻译成现代汉语是：黄帝退出，不理政务，单独建了一间屋子，用白茅当席子，清心独居三个月，回头再来向广成子求教。最终，黄帝在广成子的训教下，懂得了阴阳至理和至道之精。

中国人的阴阳观念和相关思维方式大抵由《周易》始，至春秋老子、战国庄子兴，后世就变得越来越丰富，同时也越来越杂沓了。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最典型、最有特点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乾卦和坤卦。说乾卦和坤卦最典型、最有特点和最有代表性，是因为这两卦的各自六爻，爻性完全相同，乾卦六爻全刚，坤卦六爻全柔。这两卦也最受重视，被排在《周易》六十四卦的前两位，是后人下功夫最深、思想提炼最巨的两卦。

《周易》六十四卦里，只有乾卦和坤卦有“用九”或“用六”的设置，就是表明乾卦的六个阳爻，都是老阳，坤卦的六个阴爻，都是老阴，它们都天然地包含了阴阳互转的动因和元素。这是中华先贤对乾卦或坤卦特性的根本性的总结。

采用变爻的老阳和老阴，传达的是阴阳对立而又阴阳互转以及物极必反的观念。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到了极致，就必然要转为阴，阴到了极点，也必然要转为阳。南宋朱熹《周易本义》说：六阳皆变，刚而能柔。朱熹说的也是阴阳互转的道理。推及人事，人霉到谷底，就会反弹；但在风口上飞至极高，也肯定要降落（或跌落）。

□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