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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的村庄

来源:    时间:2017-09-21 10:18    作者:

上学的时候,村庄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记得读高中时,每年学校组织一次去近郊的农村参加抢收抢种。虽然是近郊,却要坐很长时间的汽车,还带了铺盖行李,在那里住一星期,回到上海时,就像如今去远方旅游回来一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掀起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上万的高中初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于是,村庄成了他们的依靠,成了他们的家园,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村庄大部分是贫穷的,艰辛的。当然有少数例外。比方有的知青选择投亲靠友,前往南方相比较而言条件好一点的农村落户。但大部分知青没那么幸运。

每一个知青都有一个村庄。有的在山区,有的在平原,有的临河,有的干旱。皖北没什么山,我曾经的村庄,在淮河以北,属黄淮平原区,位于宿县县城东偏北六十五华里,叫大汤家生产队。

村庄很小,1969年1月份的人口是一百零七,加上我们知青三人,共一百一。十多户。其中一户姓冯,两户姓雷,其余全部姓汤。

我后来查过汤姓的来历。史书上讲起来比较复杂,细说恐怕要用很大的篇幅,只能简说。有四个出处。第一来自于商汤,商的开国之君成汤,其后代延用汤姓;第二来自于春秋宋国荡氏,后来去了草字头改成汤;第三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后人为子姓,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为避祸改成汤姓;第四西周初亳国国王汤子偃的后人。而这些汤姓人大部分集中在中原一带,尤其是亳县和商丘,我所在的大汤家,离它们并不远。

大汤家有耕地七百多亩,人均拥有属中等。种麦种豆种山芋。麦是冬小麦,豆是黄豆。年年一半地种麦,一半地种山芋。种那么多山芋是因为山芋产量高,当主粮。麦子收了一半种黄豆,一半再种山芋。春山芋淀粉多,晒干磨面。麦茬山芋淀粉少,味甜,煮来吃。黄豆磨面也是粮食,还要给牲口留一点。收了山芋黄豆,地深翻了,来年继续那一套。当然也有其他作物,但极少。比方棉花,秋天各家分一点,可以做棉衣,可以纺线换老粗布;种一点高粱,秸秆可以在盖房时替代木料做草顶下的支撑,还可以编锅盖,箅列子;种一点花生,社员过年时有个待客的东西。当然那是极小的面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以粮为纲,首先要填饱肚子。有时秋粮受灾减产,就赶紧种一茬胡萝卜,因为胡萝卜生长期短,基本上不会影响冬小麦的下种。

队里有牛六七头,耕地拉耩子用的。有驴二三头,供各家推磨。有木制太平车一辆,轮子也是木头的,有如古代的战车。有板车和独轮车数量,用于运送粮食肥料及挖河运土。

这里的土质属黑土砂礓地,不是东北那样的黑土,而是里面掺着小石子的粘性黑土,晴天板结,雨天粘稠,但又没有肥料去改良。公家七百多亩地,就靠那几头牛和驴的屎尿,标准的卫生田,所以产量极低。小麦亩产只有一百来斤。生产队全年收粮包括山芋干也不过十万斤左右,所以社员普遍穷,一天三顿杂粮,下饭是腌菜辣椒,天天下地挣工分,一天也就两毛钱左右,去掉吃掉的口粮,一年根本收不到几个钱,有的家里人口多劳力少,还要倒贴给队里。我们的生活比社员还差,社员下地,家中留个妇女做饭。我们下地,回来还要烧锅和面,不然没饭吃。有时没下饭菜,就干辣椒泡酱油。

尽管大家穷,但村里仍然分两派,大部分事都摆不平。知青来了,正好,把许多事交给知青,大家放心。于是,我们成了会计,保管员,记工员。

从1969年1月到1975年12月,将近七年,我是这个村庄的人,同社员一样,只要在村庄里,我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工,收工,挑水,做饭。我先当记工员,当然不能像有些队记工员可以不干活,我同社员一样,干多少记多少。但后来不想干了,因为一到工分合总总会有人提意见:我们两家一样的人口,一般多的劳力,为什么他家工分比我家多?这种问题根本无法回答,他没有考虑勤快与懒惰的因素。所以后来不干了,当棉花专业队队长。

队里棉花原来就是撒种,间一次苗,就不管了。秋天一亩地收十来斤质地最差的籽棉,各家分几斤了事。但棉花是所有作物中最值钱的,国家收购一级皮棉一元好几,比起一角三分一斤的小麦和七分一斤的山芋干,可是天价了。所以队里如果想有点钱办事,最好是种棉花,当然要认真管理。于是便让我带六七个小青年,成立专业队,拿出十几亩地,一旦棉花出苗,我们就啥也不管,只管棉花。一直管到十月棉花进仓。

管理棉花最辛苦的不是间苗,不是松土除草,而是打药。几乎是两瓣子叶一露头,蚜虫就来了,于是打药就不能间断。一直打到九月棉花绽放前。不过付出总有回报,棉花亩产就创历史新高,达到籽棉八九十斤。卖到供销社,可得百把元。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从此生产队秋季决分,就靠棉花收入。

大概当了三年棉花队长,因为公社经常抽我去写材料,我就不再干了。接下去,我又到公社的另一个大队当了半年的路线教育工作队长,再接着,招工轮到了我,于是我离开了大汤生产队。

离开时,队里人数有了很大变化,因为女人们不断地生育,还有娶来的媳妇,起码多出来二三十口子。却好像没有嫁出去的姑娘。也没有过世的老人。只有一个单身汉被邻村招女婿走了,但过不了几个月,又带着女人回来了,生下孩子后,村里又多两口人。男人结婚前先要盖房子,结了婚,就带着女人与父母分家单过,于是户数也增加了。但村庄的面貌除了多出几家新盖的土屋,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而这些新房用不了多久又会和周边的旧房子一样破旧。

招工之后,我仍然在宿县。先后在县水泥厂,县文化馆,县委宣传部、《拂晓报》等单位。常常因为工作需要,回到原先的公社后来变成了镇的大店去,或者采访,或者调查了解情况。有一次到村庄附近的张庙办事,顺便回村去看了看。那时候改革开放初始,村里依旧老样子。原先的邻居也都安好,依旧守着那几百亩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过因为联产承包,地变成了自己的,种得精心了,亩产量提高了,不需粗粮也能吃撑了,所以他们是满足的。我们原来的住房变成了村民小组的仓库。大部分人家盖了砖瓦房。原来的小屁孩都长大了,成了壮劳力,当然人口更多了,尽管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但依然有生五个孩子的。

1999年1月,我们插队三十周年。原来在我们大队和邻近大队后来回上海工作的十多位知青约好了一起回来,到各自的村庄去怀旧。因为陪他们同去,我也顺便回了大汤家。将近中午时候,村里静悄悄地没什么人气。也许都在自己的地里忙碌,也许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过去那种村口一来人孩子们奔走相告狗咬鸡飞的场景不见了。只有两家置了打铁炉的村民在门口打铁。庄里房子都变了,大部分是两层楼,有的盖了一层留了平顶准备日后接二层。原来的村庄已荡然无存,找不到半点影子。也许,这是每个村庄的必然。

进入21世纪,皖北的村庄依然在变化。常年呆在村庄里的人愈发少了。只剩了七老八十的还有不会走路的。但其实居住在现在的村庄真的很舒适。有小楼,有空调,有热水器,有电视,有网络。可以种点粮,种点菜。每家有农用车,可以赶集进城……但是舒适代替不了富足,那些外出的人,如果在这里舒适地活着,那是娶不起老婆,养不起孩子,也盖不起房子的。于是他们只有放弃这一份舒适,到城市里去抛洒汗水,换取一张张来之不易的钞票。

现在,我在上海生活。从第一天来到那个叫大汤家的村庄,已相隔了整整五十年。五十年前,我们刚到那里,几乎所有的村庄,延续的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耕作方法,没有任何人叫他们去改变这一切,提倡的是用血肉躯干,用蛮力,去种出多一点的粮食,然后奔向共产主义。在这五十年中,终于发生了改变,村庄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然而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再一次把村庄遗弃,变成了所谓的空心村。

前几天,请一位宿州的朋友帮忙查了一下现今大汤家村民小组的人口户籍数字,到2017年5月,是二百九十多。那是户籍册上的人,可能不准确,也许有结婚后女方户籍没迁入的,也许有刚生下来不久还没上户口的。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知道在哪个城市劳作,也许,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到村庄里和家人团聚,然后又匆匆离去,很像我们当年回上海过年。我没有查到大汤家现在的耕地面积,我想应该同人口增加成反比,是逐年减少的,多出来的人要住房,公路延伸占地等,都是不可抗的因素。

我曾经的村庄,不知道再过若干年,你会怎么样?原先相隔几十公里的一个叫蒿沟的地方,几年前,建了高铁站。那里的村庄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铁路站台、候车室,还有几栋高楼。我又听说当地规划在我们村庄附近建一个民用机场。如属实,那么那里所有村庄,包括大汤家,都将夷为平地,那里的村民会被安置到城镇。那也许是个很好的结果。而真要建成了机场,我想当年在这里落户的上海人,会组织一次活动,一起乘飞机到那个机场,在空中俯瞰一下我们的已经消失的或依然存在的村庄,然后再到这片土地上走一走,感受一下现代化设施与气息降临在这里之后,会让人产生怎样的一种时空交错感。

王仲翔

【关闭】【打印】 责任编辑:王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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